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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我才是地道的欧华作家丨一种关注

南方人物周刊2022-08-19 11:45:32


1964年生于北京,作家、翻译家,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,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,1991年赴匈牙利定居至今。译作有《命运无常》《另一个人》《船夫日记》《烛烬》等,著有《匈牙利舞曲》《狭窄的天光》《纸鱼缸》, 图片为受访者提供


“假如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,仍还以国内人的视角、国内人的思维、国内人的语言写中国人的吃喝拉撒睡或勾心斗角,只是把背景从青岛搬到了温哥华,有什么意思”


迪克牛仔


15年前,当迪克牛仔还红的时候,。不仅因为那头长发,还因为他跟摇滚圈著名鼓手余伟民同出同入,那是他弟弟。有一次,一个年轻人满脸激动地凑过来合影,毕恭毕敬地递上纸笔。,接过来就签,然后安慰满脸狐疑的对方:“没错,这就是我名字。好好留着,以后值钱。”


。2016年9月25日,在新书《纸鱼缸》的座谈会现场,他像个过生日的少年憨憨地坐在嘉宾中间,表情满足。左边是书评人康慨,右边是作家邱华栋和他的大学辅导员李鹰,听众里不乏亲友,八旬老母亲坐在第一排,跟儿子一起享受这个颇有些衣锦还乡味道的时刻。



1991年秋天,


自1991年秋季出国,。枣红色的裤子和那头不羁长发使他有一些异域风情,却与欧洲无关,确切地讲,像个腼腆的印第安人。座谈会上,听人讲述自己或自己的书时,他咧开厚嘴唇笑笑,笑容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自嘲。在上百双眼睛的注目下,嘉宾们很快进入他们熟悉的公共状态;,显得有些出戏。


国内读者更熟悉他的译者身份。十几年来,他已翻译过当代匈牙利几乎所有知名作家的作品,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。其实,,这本书在2005年入选了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。对文坛有些了解的人知道,入选这套丛书,意味着作为文学新人的作者得到了文坛话语圈子的认可。


当年同时入选的小说类作者还有三人:徐则臣、王棵和张楚。“他们现在的名气都比我大,,“但起步我一点不差于他们,只不过后来我一头扎进翻译里,没有精力写自己的东西。不过,这也说明我的写作没有功利性,有空写点,没空不写,自娱自乐。”


。《匈牙利舞曲》中的主人公们,大半还是异地谋生的中国人;长篇小说《狭窄的天光》虽把男主角孤零零地放置到当地人中观察,讲的还是华人在域外的情感生活。到了新作《纸鱼缸》,移民故事不再是他写作的核心。小说中平行展开的三条线索相互交错,闯入者与本地人的戏剧性相遇穿越了文化冲突的表层,更多带出了匈牙利人的家族、传统与历史,很多读者的感受是:不像中国小说。


这些年来,他极少读中国作家的作品,读中文书也多是翻译小说。他承认自己与国内文学的疏离:“即便自己写作,我也常用匈语思维。既是遗憾,也是幸运:恰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时空中的语言隔离,才使我别无选择地从欧洲文学中贪婪地汲养,才使我沉心静气地执拗于人性的发现和情感的弘扬。”


乌龟专找大王八


《纸鱼缸》勒口上的作者简介里写道:出国后做过医生、教师、编辑、记者、导游、翻译、编剧等职业。在早期的书上,后面还有几种:果农、蒜农、插图画家和演员。


十年前,《十月》杂志曾给他做过专辑,登了一组小说、评论和创作谈。杂志社编辑看到他发来的简介时,一致做出判断:这是一个骗子。后来他收敛了些,不把简介写得那么花哨。


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文学翻译,甚至连一节匈语课都没有上过。他学医出身,被1990年代初的出国潮席卷出去,稀里糊涂到了当时免签的匈牙利,“我出国没有目的。如果说有,那就是想出去,一个人光着脚在世界上走走。”此后长期处于一种漂泊状态:“每天都等着谁叫我去吃饭,今天活过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”要是哪天大家都忘了叫他,那天他就得饿肚子。“没钱,但是开心。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朋友,就像凯鲁亚克《在路上》的那种状态,人极度自由,心极度开放,随便谁来叫我,随便谁把我带到哪儿,只要有人搭理我,我就特别高兴。”


座谈会上,比起坐在他身边的同龄嘉宾自说自话自帮腔的圆熟,。他打量着观众席里每双注视他的眼睛,像在搜索故人。有人问,他的假定读者是谁?,写作从一开始就是盲目的,为了打发时光、排解孤独和自我宣泄,就像没计划的旅程。如果非要说对作家的奢望,也只是希望死前出一本自己的《在路上》。


“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,有话说有屁放唯有友情最激荡。”这是他在自己博客介绍上写的两句话。他像一个腼腆与豪爽的复合体:生活需要呼朋唤友和情爱的滋润,在塞格德那些年,他的口袋里总揣着一大串友人的钥匙,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家门;他亦敏感于人与人之间每一个微小的情感交汇。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人,五脏六腑都能看见,心里从不设防,因而容易受伤。


在匈牙利的最初十年,他基本上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。看书、交友之余,每碰到一桩新鲜事,每结识一位新朋友,谁跟谁交好,谁跟谁打架,谁在酒吧里聊了什么,谁的生活发生了变故,统统记到A4纸的横格本里。《纸鱼缸》就是从他当年记录的一场乡村婚礼的几页素材里“生长”出来的。书中多处关于打猎的细致描写,堪称猎人手册,均来自于他与友人在山林里逐鹿猎猪的生活体验。


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情中,他默默地写着,并在写作中“体验到近乎高潮的快感”。他对自己的要求是:用自己的思维、结构和语言,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的东西。在最初十年里,他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东西,读者始终只有自己。


出国后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《在路上》,成了他流浪日子里的生活圣经。贫穷却悠闲的大把时光和充裕的精力,让他得以阅读大量西方当代小说。大约在2000年,36岁的时候,他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写,像他读过的那些作家那样写。


初到匈牙利时,他的语言系统是分裂的:听和说用匈语,读英文书,写则用中文。1993年早春,他认识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。1998年,他陪拉斯洛在中国游历了一个月,走了十座城市。回到布达佩斯后,他对朋友的文字产生了好奇,于是翻着字典开始读拉斯洛的《茹兹的陷阱》,这是他第一次读匈语小说。


学医出身的他,研究生是在音乐学院读艺术心理学,去匈牙利前不知道有匈牙利语,到匈牙利后也从未系统地学习过。“酒馆、咖啡馆就是我的语言学校,朋友们和字典是我的老师。”这次尝鲜式的阅读是一次空前的折磨,因为“几乎每个词都要查字典,每句话都要推敲语法”。读了半页,他决定把它翻译过来,这样既学了匈语,也练了中文。


,现在还可以在豆瓣上找到。下面共有两条评论,一条感慨拉斯洛的长句给翻译造成的挑战,另一条干脆表示没看懂作者想表达什么。“那篇小说的结构确实很坚实,语言非常复杂和稠密,,“从译文也能看出匈语原文那种凝滞、沉涩、像火山岩浆缓慢涌流的那种感觉。起初,我认为拉斯洛的长句是不可译的,一个主句带多个辅句,一环套一环,中文确实很难实现。”


这篇小说的中文大约八九千字,。后来他才知道,自己第一次翻译就啃了块硬骨头,因为拉斯洛的文字是匈语作家里最难的。那昏天黑地的半个月,他感觉做了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,“感觉就像你随便写了点什么东西,却意外地获了大奖。你再做这件事会上瘾的。”在之后三年里,他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三十几个短篇。所有的作品翻完了就放在电脑里,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,同居情人也不知道。


2002年凯尔泰斯·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几家中国出版社激烈争夺版权。几经波折,,并承担下翻译工作。他没日没夜地翻译,慢慢变成了当代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“代言人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真正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。在38岁这年,他开始从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,意识到翻译、写作和读书是自己的人生使命。



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·伊姆雷夫妇


大学时代,,说他活到50岁肯定自杀。那时他对50岁的想象是“弯腰拄拐满脸皱纹,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”。。他说自己的青春期在出国后的流浪中又延续了很久,现在他找到了人生使命,还有了一对儿女,50岁之后的人生看起来还有点价值。


刻意让我的翻译去影响我的语言


人物周刊:翻译会影响你的语感吗?

当然会,肯定会!而且不仅是被动的影响,有时还是故意借鉴的。我定居欧洲,还是中国国籍,是名副其实的欧华作家,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属于欧华作家群体,因为我认为真正的欧华作家必须要有跨文化的视角,对母语要有跨语言的贡献,否则没有意义划分出一个文学群体,顶多像个“同乡会”。假如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,还以国内人的视角、思维、习惯和语言写中国人之间的吃喝拉撒或勾心斗角,只不过把背景从青岛搬到了温哥华,甚至跟国内的风,抢国内人的题材,有什么意思?一定要有跨文化的体验、视角、话题,才是欧华作家。

我是刻意让我的翻译去影响我的语言,让我写出来的东西和国内作家不一样,这是我的特色,也是我努力的方向。以《纸鱼缸》为例,特别是一开始的那几页,我故意让读者一进入就觉得:这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写的书。如果说“像欧洲小说”,那我努力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
人物周刊:写匈牙利的世界,读者还是定位在中国?

当然是了,但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讨好读者,否则就不会把前两页写得那么复杂。那是我故意设计的,前两页就筛掉一批可能没耐心读下去的读者,我故意写得不分段,细腻,粘稠,渲染情绪,还有一大段写鱼的意象。当时我就想,谁对我的语言感兴趣,我才让谁看下去,真是这么想的。


人物周刊:与匈牙利作家的交往中,有感受到某种感召吗?

有啊,历史责任感。无论凯尔泰斯、艾斯特哈兹,还是纳道什或克拉斯诺霍尔卡伊,都是如此。把个体放到历史中间,用个体记忆历史,这才是更高级的作家。


我翻译的这些作家,像凯尔泰斯,他是把自己放在大屠杀中,从30岁后一辈子就咬住这一个话题,做奥斯维辛的代言人。他这么做是出于责任感,必须让人类记住奥斯维辛的存在,否则上帝就失败了,白白对人类做出警告。艾斯特哈兹·彼得出生于一个叱咤风云数百年的大贵族家庭,对家族的责任就是对历史的责任,他一辈子都在写家族小说,写家族在历史变更中荒诞的结局。纳道什则通过人与人之间微妙、特别的身体关系,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写进了他的《平行故事》里……总之,他们都在作品里处理历史,这些作品才是有分量的。


人物周刊:那你写作的主题和责任感是什么?

以前我写的小说只是记录青春,刻画人与人的关系,讲述华人在国外的生活。《纸鱼缸》这本书,我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植入历史,努力用个体的记忆抵抗集体的失忆。我很喜欢陈晓萍写的那篇书评里的最后一句话,她说:“这段历史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,在我们不忍直视自己的历史之际,他人的历史就犹如一面镜子,照出我们的来路。”这话道出了我的本意。


还有一点就是,对我来说,我最大的长处就是跨文化,我熟悉中国历史,也了解匈牙利历史,可以从两个文化视角观察,比较;我不怵写外国人,因为我很熟悉他们,写他们并不隔着。像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上海人在东京》那些,说来说去还是写中国人的淘金,物欲私欲,阴谋阳谋,写同胞间的爱恨情仇,顶多拿一两个外国人作点缀,写不出彩,在屏幕上晃悠一下就退场了。我则不然,我从到匈牙利的那一天起,就掉到了当地人中间,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,穿一条裤子都嫌肥,所以我很清楚我写作的主题是我“专属”的,不会去写淘金者的发迹史。


人物周刊:不屑吗?

也不是不屑于写,而是那类题材不是我的长处。淘金者的故事也很丰富,跌宕起伏,甚至惊心动魄,写那类题材需要懂得伎俩,了解物欲的残忍和生意中的貌合神离,但我并没有这些体验,我是最没有伎俩的人,编这些故事,对我来说会很累,我的长处是写感情,写历史。


你看,我连青春的故事都还没写完呢!说老实话,对我来说最美好的生活正是那一段,在35岁之前“阅人无数”的那种不安定状态,像鱼缸里的鱼,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发生各种各样离奇的事。我有农村的朋友,关系特别好,他们在村子里帮我约好病人,我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去给他们扎针,他们把我当成亲人。那种日子特别美妙,可以接触到广泛的社会。有一段时间,我和几个学生住在一起,放假后他们退了房,我无处可去,他们就把我带回乡下,一住就是一个夏天,过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,剥蒜啊,摘苹果啊,喂鸡杀猪,放羊打猎……就说打猎吧,我经常跟着,不然怎么知道这些?


在瞭望塔上等野猪,是跟一位布达佩斯的朋友体验的,在托卡伊山区,“可乐瓶”的细节就是在瞭望塔上想到的,当时并不知道会用到哪儿。我为了写好这些细节,特意买了两本打猎的书,反复琢磨,修改。


人物周刊:现在你在这边会有一个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,在匈牙利那边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?

自从我的中篇小说集《匈牙利舞曲》被选入“21世纪文学丛书”,我就认定自己能成为作家。但作家的姿态我从来没摆过,因为读者们多是因为读我的译著知道我的,而有的编辑都没有读过我写的书。虽然入了中国和北京作协,但我并没在圈子里……这么说吧,我没有一个让我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作家的环境。在匈牙利更是如此,由于我翻译匈牙利文学,匈牙利人特别尊敬我。翻译家就翻译家,我不抱怨自己的作家身份被翻译家身份遮掩住。我是这么一个人,从不拿自己跟别人比较,只有自己是自己的参照物。如果总是那样比的话,我是最大的失败者,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名医、主任、教授、院长,我是一个异类。但我做了一件别人做不了的事情,当了一把自己,至少在我周围我还没有发现有跟我重样的人,这种感觉挺好。我讲述自己异类的经历,有不少人羡慕,挺好的。最近,我又多了一个身份,北二外的客座教授,多了一个学术平台,将会做些新的事情。


人物周刊:回国后一般做些什么?

特别爱逛书店。再有就是跟朋友聊天。比方说,你对读书的话题感兴趣,咱们可以说几个小时,说一个晚上我也不烦,但在一个饭桌上,如果大家说房子说车说升官晋级,我坐一会儿可能就会走,因为那些事离我太遥远,会觉得尴尬,或浪费时间。

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单纯,但不无知;被历史伤害过,但没有被污染。出去之后,等于到了一个真空的环境,保存下了自己。大多数出国久的人回国,都会不适应。我回国一般跟亲友一起,或闷头工作,很少出门,不逛街旅游。


人物周刊:会有冲击感吗?

国内确实变化巨大,记忆里的老北京已不复存在,儿时住过的四合院被铲平了,成了金融街上的一口痰。失落感有,但说不上冲击,更多的是隔阂感和陌生感,觉得离我很远,即使站在钟鼓楼前。如果说冲击,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的炫富。什么郭美美啊,什么“宁可坐在奔驰里哭,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”啊,在欧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,这种炫富、仇贫是极其可耻的。我认识一位匈牙利富豪,买下一个山头,自己住在山顶,几位亲友住在山下,这么富的人,总是开车到布达佩斯城郊,然后坐地铁进城,不像国内有的人,觉得坐公交车是掉价的事,恨不得打酱油都要开奔驰。

 

本刊记者丨卷虹  实习记者  张宇欣 王艳

编辑丨郑廷鑫 rwzkwenhua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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